於鐵軍：日本特色的地區研究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伴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加強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顯。相應地，中國高校中出現了新一輪區域國別研究（area studies）的熱潮，具體表現為，在教育部2015年公布的37個區域和國別研究培育基地之外，各大學又新設置或者改造了一批區域國別研究機構，如20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等。另外，一些大學的研究機構也開始就區域和國別研究組織專題討論，並刊發相關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區域國別研究在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曆史是比較長的。

1964年，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文件在高等院校中首批設立的三個國際政治係，即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係和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其人才培養和研究重點依次分別是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蘇聯和東歐地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這種設置既有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上的考慮，也有地緣和區域上的考慮。可以說，新中國的國際政治學，在其創製時期即帶有濃厚的區域國別研究色彩。

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中國的區域和國別研究從無到有，目前已形成比較完整的研究體係，有眾多研究人員，並且在一些領域也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地區和較重要國家都能在中國大學中找到相應的研究中心。相比較而言，cq9电子平台對其他國家的區域國別研究注意得比較少，相關研究成果介紹引進得也比較少。地區研究，最為重要的是綜合和比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閉門造車，結果可想而知。北京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由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組織編寫的四卷本《日本國際政治學》中譯本，其中第三卷為《地區研究與國際政治》，為了解和觀察日本的區域國別研究（為行文方便，以下將區域國別研究簡化為地區研究）狀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也為反思我國的地區研究，提供了一個參照。

地區研究包羅萬象，既包括眾多的地區和國家，也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民族、宗教等諸多領域，對此展開全麵論述，將超出本文的篇幅和本人的學術能力。本文主要基於《地區研究與國際政治》刊載的國分良成教授②的卷首論文及其他日本學者的研究，旨在簡要梳理日本地區研究的概況及曆史發展軌跡，分析其主要特色，並指出其中可為中國借鑒之處。

在地區研究方麵，日本可謂一個大國。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地區研究在日本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術體製中占據了穩固的地位。

根據國分良成教授的研究，自日本國際政治學會1956年成立以來，地區研究一直是該學會三、四個主要研究領域之一；在日本學術會議中，地區研究也確保了一個專門委員會的地位，並成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的資助領域之一。在日本各主要大學內，普遍設有地區研究的教學和研究部門。此外，還有一些專門從事地區研究的半官方研究機構，如著名的亞洲經濟研究所等。這與美國和中國的情況有較大不同。美國雖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區研究的主要推動者，也是其他國家開展地區研究的主要學習對象，但在美國大學教育體製中，與其他傳統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相比，地區研究處於一種弱勢的、主要是發揮“數據庫”功能的地位。地區研究強調特定地區及國家的個性與特征，傳統學科則強調帶有普遍性的理論構建與驗證。這兩者之間難免存在緊張關係，而在重視普適性理論的美國學術界，兩者博弈的結果自然是強調特性的地區研究逐漸走向邊緣化，或者向傳統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靠攏。在中國，雖然如前所述地區研究在新中國國際關係學創生過程中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即便是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下發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也還屬於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其他還有部分地區研究散落在外國語言文學和世界史學科中，地位頗為尷尬。日本的地區研究不僅沒有被定位於學科之下，而且在理解現代社會方麵發揮著部分基礎性的作用。美國和中國的地區研究則不似日本地區研究所處的位置那麽重要。

第二，日本的地區研究具備相當高的水準，在國內外都獲得了較高的評價。

在自我評價方麵，1922年，日本學者石川一雄與大芝亮發表了一項對1980年代日本國際關係學者的問卷調查的結果，對於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在哪些研究領域最為優秀這一問題的回答，得到評價最高的就是地區研究（39.2％），其次為曆史研究（37.3％），對理論研究表示滿意的僅為6.4％。國際範圍內的同行評價，似乎沒有類似的基於問卷調查的定量研究。在筆者有限的閱讀範圍及所接觸到的中國的地區問題專家中，包括俄蘇問題專家、非洲問題專家、中東問題專家、東南亞問題專家、拉美問題專家等，都對日本同行的研究成果給予高度評價。在日本從事地區研究的有代表性學者中，已經故去的老一代學者暫且不論，現在仍活躍在研究第一線的學者，如中國研究者毛裏和子、國分良成、高原明生，東南亞研究者白石隆、山影進，俄蘇研究者木村汎、下鬥米伸夫、鬆裏公孝、岩下明裕、袴田茂樹等，其研究成果即使放在國際學術界也堪稱一流水準。而從地區研究的教學對象來說，在日本大學中，無論是在本科生課程還是研究生課程中，地區研究也是學生比較喜歡選擇的專業。

第三，與其他國家的地區研究相比，現代意義上的地區研究在日本起步較早。

日本的地區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及戰爭期間，如戰前和戰爭期間以滿鐵調查部為代表的對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的研究、南方軍政部門對東南亞各主要國家的研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務實、細致、綜合性和累積性強等特點。戰後日本的地區研究從自己獨特的戰後境況（既是戰敗國，又是戰後西方陣營的一員；既是亞洲國家，又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員；既是美國的盟友，又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曆史上、經濟上有特殊關係）出發，既注意吸收借鑒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地區研究的概念、理論和方法，乃至開展地區研究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又秉承自身地區研究的傳統，在充分占有資料和獲取在地知識的基礎上追求本國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和獨創性，力爭將地區研究的各個環節都做實做細，這包括重視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重視對當地語言和文化的學習，重視運用綜合方法進行研究，重視資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重視理論聯係實際和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等，長此以往，便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區研究大國，其研究路徑和經驗教訓頗值得其他國家的地區研究者參考。

日本地區研究在學科體製所占據的穩固地位、其較高的研究品質，以及頗具特色的研究傳統是如何形成的呢？國分良成教授在其文章中認為，日本的地區研究主要是戰後受美國影響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發展軌跡是“從進口到本土學科”。他以慶應大學教授石川忠雄為例，石川教授在美國親曆了1950年代地區研究的黃金時代，歸來後在慶應大學籌建政治學科中的地區研究。但與此同時，國分良成教授也認為，若就地區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而言，如語言學習、文獻調查、實地調查、共同研究，可以說地區研究在古今東西的曆史中都是存在的。就日本來說，戰前位於上海的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和位於東北的大型國策智庫滿鐵調查部，也可稱為一種地區研究機構。

筆者認為，在戰後知識真空狀態之下，的確可以說日本學科體係的重建極大地依存於美國；在地區研究機構的設置及其研究方法方麵，也深受美國的影響。但在考察日本的地區研究史時，實不能將戰前的研究史一筆帶過，而僅僅從戰後算起，因為就地區研究的重點領域、機構、人員、方法、特色等方麵而言，日本的地區研究多奠基於戰前。日本戰敗後，相關機構遭到解散、美國占領日本和戰後和平主義的盛行等政治大氣候的變遷，雖然一度造成了日本地區研究機構的斷裂和研究內容的轉向，但地區研究作為一種獲取“學知”的理念、方法和途徑，不會因為政治和對外關係領域的巨變而消失殆盡，而會以“研究傳統”的形式從各方麵對其後日本的地區研究產生影響。

已故日本研究美國問題的著名學者、東京大學斎藤真教授在考察戰前日本的美國研究狀況時曾指出，戰前日本既存在“美國研究”的用語，也存在美國研究的事實，並且有些研究，如高木八尺教授從1924年開始在東京帝國大學開設的美國政治外交史課程，即便在當時世界範圍內來看也是相當前衛的。也許可以說製度化的地區研究是從戰後開始的，但戰前和戰中日本便存在地區研究的概念和大量實踐，在一些領域如亞洲研究，還有著較為深厚的積累，並造就了不少地區研究專家，如中國研究者內藤湖南、尾崎秀實、中山優，美國研究者高木八尺、鬆本重治，印度和伊斯蘭教研究者大川周明，東南亞研究者板垣輿一等。而其中一些專家，如板垣與一，在戰後日本的亞洲研究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關這方麵的探討，日本學術界近年來已經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長期以“富國強兵”為國策，經過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而作為世界列強的一員登上國際舞台，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先後強行將中國台灣和朝鮮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為鞏固自己在台灣和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日據期間對台灣和朝鮮進行了大量的自然狀況、資源稟賦、風土人情、經濟作物、政治社會結構、契約製度等方麵的“實態”“慣行”調查。後來隨著日本逐步擴大其侵略範圍，又在中國東北（偽滿地區）、華北和東南亞占領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實地調查。從事調查工作的人員很多是當時日本各帝國大學的畢業生和類似東亞同文書院這樣的專門學校畢業生，所使用方法是類似今天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調查的方法，詳細具體的調查成果作為資料被係統地加以整理，並在此基礎上編撰各種內部報告和公開出版物，為日本政府的擴張和占領服務。日本的地區研究傳統有相當大一部分便來源於此。

由於日本地處東亞，明治維新之後采取的擴張政策和殖民活動也主要在東亞，所以，相對於其他地區研究，日本的亞洲研究（日本也稱東洋研究），起步更早，人員更眾，成果更多，積累也更豐厚。以中國研究為例，其涵蓋的領域既包括對以曆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為主的過去的中國研究，也包括以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為主的對當時中國的研究，研究成果的數量很大，而且即便在今天看來，其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很大。

戰前從事中國和亞洲研究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機構包括：（1）東亞同文書院。該院位於上海，成立於1900年，終結於1945年，兼有培養從事對華工作人才、搜集情報和研究出版功能，出版物包括中國各省省誌、《中國年鑒》，以及各種內部專題調研報告。（2）滿鐵調查部。總部位於大連，1907年成立，1945年解散，名義上是滿鐵的調查部門，後來實際上發展成為日本的國策智庫，巔峰時期雇傭各種調查員達2000餘名。先後開展的調查活動包括：滿洲朝鮮曆史地理調查、華北資源調查、冀東農村實態調查、支那抗戰力調查、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華中慣行調查、戰時經濟調查、南方占領地調查等。滿鐵調查部除發行定期刊物如《滿鐵調查月報》《滿洲經濟年報》外，還調研撰寫了大量內部專題報告。滿鐵調查部的研究人員，戰後有不少進入日本政界、大學和企業界並成為行業領軍人物。（3）東亞研究所。該所1938年成立，1946年解散，其財產由公益財產法人政治經濟研究所繼承。東亞研究所為日本企劃院下設的國策研究機構，曾有1000餘名研究人員，近衛文磨曾擔任該所總裁。東亞研究所從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的綜合視點出發，對滿洲、南洋、蒙古、蘇聯遠東地區、印度（含緬甸）、中近東、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其附屬島嶼進行綜合性的地區研究，公開發行機關刊物《東亞研究所報》，承擔內部調研報告。（4）東京帝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該所設立於1941年，一直延續至今。設立時宗旨為對東洋文化展開綜合研究，參與部門有文史哲、政法和經濟商業三大領域。

由此可見，戰前日本的地區研究尤其是在東亞研究方麵，無論從組織機構、研究人數、研究內容、研究方法還是政策影響方麵來說，都已經具備了相當規模和相當深入的程度，日本地區研究的一些特點，如重視實地調研、運用綜合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細致入微的全方位觀察和分析、重視數據積累、注重實用等，都已基本定型。戰前日本地區研究存在的問題，在於與政治和國策距離太近，無辨別、無批判、無抵抗地為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服務，結果鑄成大錯，導致生靈塗炭，山河破碎，1945年至1952年日本喪失了主權，國家處於被美軍占領的狀態。

戰後初期，日本所麵臨的是一個全新的國內外環境。從國際方麵來看，是美國占領、美日同盟的成立和美蘇冷戰的爆發，以及長期以來日本地區研究的主要對象東亞地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包括新中國的成立、朝鮮分裂、東南亞各國的獨立，從國內來看是軍國主義的崩潰與和平主義的盛行。如前所述，戰敗導致戰前與政府部門關係密切的地區研究機構紛紛解體，日本的地區研究出現短暫空白。戰後美國在日本的主導地位，美國基金會對日本地區研究項目的支持，以及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日本地區研究人才的回歸，使得日本新建立的地區研究體製深受美國地區研究的影響。在研究內容方麵，由於以前主要研究對象的變化，日本新的地區研究體製也必須相應進行調整。

戰後日本地區研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重新出發的。首先是一係列地區研究學會的成立。日本美國學會成立於1947年；亞洲政經學會成立於1953年，並成為日本會員最多的從事地區研究的學術組織；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1955年成立了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2014年該中心更名為斯拉夫—歐亞研究中心）；日本國際政治學會成立於1956年；亞洲經濟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1963年，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讚助下，京都大學設立了東南亞研究中心；1964年，東京外國語大學設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這些新成立的地區研究機構，大多都有美國支持的背景。但1957年亞洲經濟研究所的創設則頗能說明戰前和戰後日本地區研究的密切聯係。麵對戰後亞洲各國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浪潮，當時的日本首相、擁有滿洲從業背景的岸信介接受一橋大學教授板垣輿一、慶應大學教授山本登（戰前專業為東南亞學、殖民政策學）及前滿鐵調查員原覺天等地區研究者的建議，決定由政府出資成立一個亞洲經濟研究所，加強對戰後亞洲的研究，密切日本與東亞各國的經濟聯係。1958年，亞洲經濟研究所成立，由日本通產省負責管理（現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下屬研究機構），並逐漸發展成為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為重點的地區研究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組織和研究模式，被認為是深受“智庫元祖”滿鐵調查部的影響。

戰後美國的政治和學術霸權地位必然使美國地區研究的概念、理論、方法乃至學術爭論深深影響到日本。但在學習和借鑒美國地區研究的成果時，日本並非是全盤接受，而是以我為主，有選擇地加以吸納。以美國的地區研究為模式而設立的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本岡武在1963年考察美國後曾經將地區研究的特點總結為以下七點：（1）研究和教學的組織一體化；（2）跨部門的綜合研究組織；（3）重視對現代的研究；（4）強調語言教育；（5）尊重學科教育；（6）實地調查的必要；（7）文獻資料的配備。這些做法與日本戰前地區研究的做法多有重合之處，接受起來並不困難。美國的支持，日本自身發展的需要，加上戰前、戰中從事地區研究的積累，使得戰後日本地區研究很快恢複元氣，並獲得迅速發展，尤其是在1980—1990年代日本經濟奇跡震驚全球、“國際化”快速發展的年代。前述那些戰後成立的地區研究中心，後來不僅在日本教學科研體製內站穩了腳跟，成長為國內相關地區研究的主要據點，有的即便在世界範圍內也成為名列前茅的研究平台，如北海道大學的斯拉夫—歐亞研究中心、京都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以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下屬的亞洲經濟研究所等。相比之下，在美國，由於越南戰爭所導致的地區研究界、政府部門和民眾之間互信的下降，冷戰結束和主要競爭對手蘇聯的消失所導致地區研究動力的缺失，以及美國學術界偏理論、偏定量、重學科的研究環境，作為偏人文、偏定性、重語言、重文化、跨學科的地區研究，在美國的學術體製中反而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甚至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這種狀況甚至在美國遭受到“９·１１”恐怖襲擊、海外反恐成為國際安全首要議題之一後，也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最近，中美競爭關係的加劇是否會影響美國國內地區研究乃至整個國際問題研究的生態，尚有待觀察。

通過對戰前、戰爭期間和戰後日本地區研究發展軌跡的簡單梳理，可以大致觀察到日本的地區研究有以下特點：

第一，極為重視實地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此，筆者有親身感受。筆者所熟悉的一位日本智庫中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每年定期訪問中國和美國多次，就中國的經濟問題和市場狀況進行實地調研和專家訪談。還有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是研究中國政治外交史的，她承擔的一項課題是研究中國周邊國家對近年來中國外交的看法。於是，她幾乎把所有中國的周邊國家走訪一遍，還利用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采訪相關國家的參會同行。還有一位學者是高校研究中國維和行動的教授，她已走訪了中國參與維和行動的幾乎所有國家。筆者20年前在東京大學留學時的指導教授石井明先生是從事中蘇關係史研究的，為弄清楚中方在1968年珍寶島事件中的傷亡數字，他曾自己探訪當地的烈士陵園。可以想見，在這樣的實地考察基礎上撰寫的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自然都是有據可查，有感而發，而絕非憑空想象，坐而論道。對日本的地區研究者來說，實地到訪自己的研究對象，幾乎是一個鐵律。

第二，重視掌握當地語言和英語，以此作為地區研究的基本門檻。石井明先生研究中蘇關係，他就下功夫掌握了中、蘇、英三門外語。北海道大學下設的斯拉夫研究所，要求其研究人員掌握至少英語和俄語兩種外語，研究對象涉及小語種國家的，還要再學習和掌握小語種。日本外務省中國課的官員，入省之後的語言培訓包括在中國大學學習兩年時間，在英美國家的大學培訓一年時間。為幫助從事地區研究的學者掌握當地語言和了解當地情況，外務省很早便設立了特別調查員製度，邀請專家學者到其研究的國家和地區進行駐館研究。

第三，重視一手資料的長期積累，在搜集、整理和保存方麵有較為完善的製度。地區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一種經驗和實證研究，需要可靠、係統、可持續的資料支撐。這種資料建設，不是靠臨時抱佛腳買幾個數據庫就能解決問題的，而要依靠長期不懈的積累。日本主要的地區研究機構普遍都配備有高水平的附屬圖書館或資料中心，而且盡量提供方便的檢索和查閱。2001年，亞洲曆史資料中心成立，該中心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從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的有關亞洲資料電子化，並在互聯網上免費提供查閱，這大大豐富了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研究活動。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麵重視傳統的曆史實證方法，推崇在紮實的資料基礎上對研究對象的曆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進行詳盡的跨學科綜合研究，對那些特定區域固有的內在要素予以特別關注。日本的地區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很少使用複雜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一些原本在美國受過嚴格的數理方法訓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歸國在日本東京大學任教的學者，如豬口孝、山本吉宣、山影進、田中明彥等，開始還使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但後來紛紛轉為主要運用定性方法研究寫作。個中原因，值得探討，但日本學術研究的風土和生態，不能不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第五，重視理論聯係實際及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之上尋求理論創新和構築自身的理論特色。日本的地區研究界（甚至整個國際關係學界）較少抽象地討論理論，即便討論理論，也傾向於站在有別於歐美地區研究的立場上，發揮自主性。針對日本政治學中存在的隻將美國國際政治理論譯介到日本而不重視地區研究的學者，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岡部達味曾經尖銳地批評說：“沒有地區研究的國際政治學者，除非是具備特殊的才能，否則恐怕隻能是‘進口商’。”而以提出產業發展的“雁行模式”理論而聞名的發展經濟學家、一橋大學教授赤鬆要，則長期從事日本產業開發模式和東南亞開發研究，戰爭時期曾擔任日本南方軍政總監部調查部部長，地區研究和現地調查的經曆對其理論構建有重要影響。

迄今為止，日本地區研究可以說是處於一種較為良性的發展狀態：與國際關係學、國際政治學結成了相輔相成的關係，在學科體製方麵建立了比較穩固的基礎；相關課程在大學園裏頗為受人歡迎；研究水準也得到研究者自身和國際社會的認可。那麽，其未來麵臨哪些挑戰呢？

首先，地區研究和傳統學科之間的緊張關係仍將存在，日本未來地區研究的發展也擺脫不開這一張力，盡管強度可能沒有美國那麽高。傳統學科重視發展帶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理論，而地區研究更重視發現和解釋特定地區的個性。在追求共性和追求個性之間，總會存在矛盾。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組織編寫的這部《日本國際政治學（第三卷）：地區研究與國際政治》所收錄的文章皆出自研究不同地區的知名學者之手，他們在撰寫過程中都有意識地將自己所研究的某一特定地區與一個國際政治的理論性問題聯係起來，這些理論性的問題包括：民族主義、地區主義、衝突與和平、宗教的作用、認同政治、作為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國家的變動、國際政治與國家對外政策的聯動等。與傳統的日本地區研究相比，這已經有較大變化，反應了地區研究與國際政治理論及比較政治理論的結合，其研究理路倒更像是美國的做法。那麽，日本地區研究的傳統在多大程度上能予以保持呢？

其次，在全球化進程加快、各種跨國問題領域愈發引人注目的背景下，地區研究將如何調適、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質量？在21世紀地區主義、全球化、信息化衝擊世界各個角落的背景下，以前那種埋頭於地區研究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經與時代不相適應了。那麽，日本的地區研究對此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出新的研究視角呢？它如何應對來自全球“問題領域”的挑戰呢？還有，地區主義（regionalism）果真可能成為連接地區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一個接點嗎？

再次，關於地區研究和政治與政策之間的關係。國分良成認為，戰後日本地區研究不同於美國地區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學者們對政治保持一種淡漠的態度，這是由於戰前的日本地區研究在這方麵曾有過深刻的教訓，當時，大多數地區研究都是出自“國策”和“國家利益”考慮，而戰敗的結果使得戰後日本的地區研究者們對地區研究過多卷入政治抱有警覺和顧忌，因而存在一種在地區研究中淡化政治色彩的研究傾向。問題是，這種對政治保持一種淡漠態度本身也是在日本戰敗後和平主義盛行下的一種反應。隨著冷戰結束和日本“正常國家化”進程的加快，未來日本的地區研究是否還能對政治保持一種淡漠的態度，恐怕是有疑問的。

正如國分良成教授所指出的，“一般而言，地區研究指的是對世界某個特定地區進行實證研究，以解析其個性。為此，首先需要學習這個地區的語言，通過實地研究及共同研究對地區個性進行跨學科性的探究，這也是長期以來人們所認知的作為地區研究精髓的基本內容”。這些基本內容看似簡單，但要真正做好，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要提高地區研究的質量，與其他國家地區研究的狀況進行橫向比較是一條重要的途徑。這種橫向比較既可幫助人們對地區研究中的各種議題、概念和理論有更深入、全麵的認識，也可以使人們對其他國家地區研究的經驗教訓有所借鑒。在地區研究方麵，美國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借鑒對象，但也還有其他一些地區研究大國的研究狀況值得cq9电子平台關注。日本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本文以國分良成教授的研究為基礎，簡要梳理了戰前和戰後日本地區研究的發展脈絡，總結了日本地區研究的一些特點。大致可以說，日本的地區研究肇始於戰前和戰爭期間，在戰後因應新的國內外環境，獲得了較大發展，在研究體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麵，都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具體表現為重視田野調查，重視對當地語言和文化的學習，重視運用綜合方法進行研究，重視資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重視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以及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探索理論創新等。

地區研究是一個需要精耕細作和常抓不懈的領域，合格的地區研究人才需要長期的培養和訓練，才能有效地開展地區研究。這不是簡單地設幾個中心、掛幾個牌子、開幾個會、發布幾個報告就能解決的問題。希望本文對日本地區研究狀況的簡單介紹，能對我國地區研究的開展有所啟示（注釋省略）。

來自：《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