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安全與“微人”世界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有3億多例確診病例，累計死亡病例達500多萬，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世界主要困家就已經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係，各國生物安全戰略的關注焦點在於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則更直觀地 呈現出微生物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影響，讓以大流行病為代表的微生物安全問題進入人們的視野。首先，本文討論政治社會領城的“微生物轉向”。進而，在這一認識背景下，本文介紹了“微人”觀念的生成與意義。最後，結合“微生物轉型”與“微人”視角，本文探討其對當下國際政治的理論啟示。
劉天陽
武漢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劉天陽是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經濟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員。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非傳統安全，地緣政治等，曾在《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 《大平洋評論》 (The Pacific Review) 等國際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何詩雨是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生。
一、微生物轉向
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真菌和少數藻類等，而病原體則是可造成人或動植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自從19世紀細菌學說興起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人與微生物處於戰爭狀態，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可調和的。二戰之後，許多公共健康機構認為人類與微生物之間處於“休戰狀態”，因為人類能夠通過傳統公共健康策略，如隔離、大規模使用新一代抗生素和疫苗等，先在發達國家、後在發展中國家實現對傳染病的控製，甚至是消除。1978年，聯合國發布了一項協議，預測即使是最貧窮的國家也能夠在2000年之前經曆“流行病轉型”(EPIDEMIOLOGIC TRANSITION)，即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化，疾病類型由以急性傳染病為主轉變為慢性非傳染病為主的過渡現象。然而，現實情況是傳染病正在卷土重來：新型傳染病不斷湧現，而已有傳染病則以新的更強的形式重新出現。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宣布，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休戰結束，世界範圍內大流行病的盛行是比戰爭更加緊迫的威脅（WHO，2000）。
自從進入工業社會，人類通過自身對生存環境的改造極大地促進了物質文明和人類社會的發展，並將微生物視為可資利用的工具。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卻讓人類在微生物麵前顯得如此不堪一擊，這引發了人類因生存焦慮和身份改變而產生的不安全狀態，進而不得不重新思考人類自身定位以及人類與微生物的關係。由此可見，微生物使得公共健康領域和傳統安全領域的區別逐漸模糊，衝擊了人的本體安全，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微生物與安全的關係。
對此，一部分學者認為微生物總會在某個不可預測的時間，以某種不可預見的方式發起反擊，因此傳染病不可能被根除，人類與微生物的鬥爭也永無休止（DUBOS，1987）。
那麽，如果人類要在微生物環境中生存下來，確保自身安全，就需要在緊急事件發生之前做出反應，對抗不可知的、難以識別的和緊急的微生物安全問題。這構成了微生物安全領域的先製邏輯的基礎之一。但與此同時，微生物學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曆了概念性革命，提出人類與微生物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共同進化”（COOPER M，2006）。
人作為微生物的宿主，兩者的關係是互構的：人的身體和生命力本身就為微生物的存活和變異等活動提供了空間和動力。除了自然科學領域，微生物學通過對公共健康、人類安全和國際合作等方麵的深刻影響，逐漸進入到了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有學者認為，公共健康政策需要應對的不再隻是疾病及其特定病理，而是疾病的“湧現”（EMERGENCE）自身（LEDERBERG，1992）。
基於對人微關係的“湧現”與“互構”認識，人類學家HEATHER PAXSON和STEFAN HELMREICH在2014年正式提出的了“微生物轉向”（MICROBIAL TURN）這一概念，指出微生物轉向標誌著一個新的“自然”模式的出現，在低於人類日常感知的精微尺度上，有大量的微生物有機體湧現並運作，它們獨立於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時與之共存共生。微生物轉向同時蘊含著科學和政治的複合內涵：既要允許物質轉化所需的菌群繁衍，又要設法保證作為微生物消費者的人類的安全。隨後，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呼籲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對“微生物轉向”進行解讀，認為微生物"入侵"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人類學的所有經典問題和"自我"（SELF）的概念，提出將智人（HOMO SAPIENS）改名為微人（HOMO MICROBIS）（STEFAN HELMREICH，2015）。
二、“微人”世界與國際政治
“人類”（學名：智人HOMO SPAIENS）這一名稱源自生物分類學。生物學家運用域、界、門、綱、目、科、屬、種等分類單位對生物進行命名和等級劃分，目前最主要的分類是一種五界係統，分別是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物界和動物界。其中，人類屬於動物界，是人屬下的唯一現存物種，分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微生物是對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和菌物界中的細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的統稱。而“微人”這一名稱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的生物分類學方法，不再僅僅將人類視為動物界中的智人種這一最小分類單位，而是從更加微觀的微生物尺度去重構人類歸屬。從“人類”到“微人”的轉變意味著學術界開始將人類視為與微生物同一等級的生命體，這也是對人類自身定位及其與微生物之間關係的反思。
從“人類”到“微人”的轉變具備相應的科學基礎和現實依據。從生物學角度看，人體主要是由微生物生態環境組成的，因此，微生物世界是觀察人類和人微關係的重要尺度。2008年啟動並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讚助的人類微生物研究組計劃顯示，在健康成年人體內，微生物細胞的數量約是人體細胞的十倍；生物學家DORION SAGAN在其2013年出版的《宇宙學徒》（COSMIC APPRENTICE）一書中提出“THE HUMAN IS MORE THAN HUMAN”，這是因為cq9电子平台人類不僅僅是早期類人動物、類人猿、哺乳動物、脊索動物的直係後裔，而是由一係列微小的微生物“朋友”和“敵人”共同構成。遺留病毒和共生微生物的痕跡已經滲透和嵌入到cq9电子平台的基因組、細胞之中，複雜演化的微生物關係正在cq9电子平台體內生成、延續與成長。
此外，人類曆史上的大流行病事件，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顯示出病毒等微生物能夠僭越身體邊界、感染和寄居人體，從而使人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製權。這挑戰了cq9电子平台對自身生物性存在的穩定認知；人類生命正在分子層次被重新塑造。
目前國際政治和安全研究也正經曆微生物轉向，微生物尺度已進入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實務與研究領域，並成為人們觀察國際政治的一個視角。以此次新冠肺炎為例，微生物世界的局部變異對公共健康和國家安全產生了重大影響，加速全球政治博弈、對抗與轉變。病原體能消滅核心人口基數而對一國經濟與政治穩定性造成威脅，因而理解傳染病控製的國際政治或“微生物緣政治”變得十分重要。
而“微人”世界的出現則對微生物政治和當今國際政治具有重要一定啟示意義。“微人”意味著微生物與人類之間是共存共生的平等關係，因此生物安全治理不單意味著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競爭，或國與國之間的競合，而是需要全人類正確認識自身的“微人”身份，並處理好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深度互構關係，同時需要世界各國凝聚共識，開展全球抗疫合作，才能最終實現人類與微生物的和平共處與和合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