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前4月宏觀數據普遍向好、整體經濟運行平穩的態勢下，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開始進入人們視線，引起媒體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5月初，工信部要求各省市主管部門開展中小企業融資情況調查，涉及資金缺口、民間信貸實際利率等16項內容；與此同時，全國工商聯也已耗時2個多月對CQ9电子、浙江、江蘇等16個省進行係統調研，結果發現，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的狀況，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為艱難：除了長三角已出現大量企業停工、半停工局麵，溫州老牌企業三旗集團、波特曼、江南皮革等接連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倒閉的消息更引發了輿論對中小企業現狀的憂慮。事隔兩年多，中小企業危情再度浮出水麵，是否意味著企業生存環境再度出現了惡化？
與金融危機時接不到訂單的情況相比，時下，外貿出口並沒有明顯萎縮，企業訂單仍較為樂觀。然而即便如此，在通脹、人民幣升值、拉閘限電以及用工荒蔓延的背景下，中小企業“活”得並不輕鬆，缺工、缺電和一個勁上漲的原材料致使企業利潤越來越薄。在溫州市經貿委監測的眼鏡、打火機、製筆、鎖具等35家出口導向型企業中，今年前3個月虧損的占1/4多，僅三成企業利潤保持增長，利潤率超過5%的企業不到10家。成本不斷攀升，企業不借錢開不動機器，但雪上加霜的是，借了錢又還不起利息。本輪調控至今，央行已經連續4次加息、10次提高存準率，持續調控的累積效應開始逐步顯現，銀行利率表麵上是6%到7%，實際上早已超過10%。不僅如此，趨緊的信貸額度還導致民間借貸利率一路走高，3月末，溫州民間借貸利率水平為24.81%，折合月息超過2分，再創監測以來的曆史新高，銀根緊縮使得中小企業資金鏈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表麵上，中小企業正在陷入新一輪危機，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就要因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背負“千古罵名”，但追根究底，眼下的危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上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再危機”表現。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福卡曾不止一次撰文給出“金融危機將長期化、扁平化、隱性化”的走勢判斷，主要依據在於，金融危機本質上是市場經濟原罪“過剩—蒸發”的正常表達，而各國前所未有的“注水”救市政策、經濟刺激舉措反而讓本該淘汰的落後企業有了喘息之機，產業升級被人為地推遲，過剩產能得以延續。但“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一旦潮水退去，問題還在那裏，那些“裸泳的人”隻能繼續完成其未竟的平倉、調整過程，人為對抗危機、對抗規律的結果卻一再延長了危機的衝擊。另外，各國“發票票、吹泡泡”，還形成了以房地產和資本市場回暖為主的恢複性反彈，造成虛擬與實體經濟結構的愈發失衡。資本運作收益勝過主業，一些製造、外貿領域的中小企業甚至不惜采取低價競銷或略微虧損方式，把企業產值做大，然後憑借“虛胖”的業績去銀行貸款，再把資金用於房地產和私募投資、民間放貸等。然而，這樣的“投機取巧”在銀根寬鬆時沒什麽風險，一旦流動性收緊、資本市場亂象叢生，無疑就弄巧成拙、萬劫不複了。
中小企業眼下的危情顯然可以追溯到2008年那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但同樣不可回避的是，隨著中國向工業化、市場化的縱深邁進，中小企業麵臨著被邊緣化的階段性宿命。其一，經濟“越來越重”擠壓小企業生存空間。由於金融危機後，國企在資源能源領域加速“跑馬圈地”，上遊高載能產業持續高速發展，重工業化比重不斷上升，前4月，僅化工、建材、鋼鐵、有色四大重點行業的用電量就占到全部增長的三成以上，導致能耗居高不下，電荒蔓延，而這正是中下遊製造企業陷入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再市場”需要看得見摸不著。市場化改革前30年，商品經濟從無到有，基本生活需要從短缺到飽和，無疑給了量大麵廣的中小企業絕佳的生存土壤，然而金融危機不僅宣告了中國過度生產低端、基本物質產品的終結，更給予了中國從生存需求向發展需求進階的曆史機會，即開拓、激發在高鐵、大飛機、大型成套機械設備等方麵的市場需求，而這將是生產類似紐扣、打火機、拉鏈的中小企業無法企及的。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民營企業經濟大省，浙江希望“十二五”期間通過海洋經濟來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但項目主要集中在資金、技術、人才準入門檻都較高的重化工、裝備製造行業，目前來看，除了萬向、廣廈等少數規模民企有可能參與之外，浙江大部分傳統企業隻能“望洋興歎”。
“再危機”的衝擊也好，“再市場”的無奈也罷，問題的嚴峻性似乎在於，“如果目前的銀根緊縮政策不改變，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國內存量中小企業中的40%將會半停產、停產甚至倒閉”，但政策轉向真能力挽狂瀾？且不說國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歧視早已根深蒂固，就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兩年多來一直奉行量化寬鬆以及創造就業的凡周期性政策（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等），刺激的效果也並不明顯，沒有中小企業的複蘇、吸納，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工人處於失業狀態的平均時間如今甚至達到了39周——有記錄以來最長的一次。“寬貨幣”解決不了經濟失衡、社會轉型的結構性問題，更無法挽救中小企業於水火之中。
因此，中小企業與其等著政策普照，不如立馬動手自我救贖。即揚長避短、避“重”就“輕”，挖掘自身靈活、個性化、創新性強的競爭優勢，轉向內涵及外延都極為豐富的服務性行業，其中既包括傳統服務業的價值再造，如更為專業化的貼心的家政服務、更為高效的個性化的物流服務等等；更包括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新經濟、以奇思妙想為源動力的文化產業以及以人性心理為對象的體驗經濟。同時，由於這些新興領域屬尚未被壟斷勢力圈過的地盤，借助網絡、信息和創意，中小企業也能獲得更大的自主空間。
站在政府的角度，與其糾結於政策的收與放（再一次維護過剩產能？），不如改變思路、自我變革釋放量大麵廣的服務性生產力、煥發中小企業新的活力。首先，協調注冊登記、財稅、信貸、土地、科技等中小企業發展涉及的跨部門管理問題，提升部門服務效率與便利，除此之外，大部分服務性企業規模都很小，政府可推動這些企業與大學、社區及行業協會等第三方組織展開合作，也可利用稅收激勵措施，來推動中小企業改善服務、創新服務增值。長期以來，資本密集型大國企形成的工業品的供給（包括中間產品、資本品及最終消費品）遠遠大於其本身的消費，而大量服務性中小企業形成的服務性供給和消費能力不僅給前者帶來對衝，或更將從一次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服務性行業的收入水平普遍高於一般製造業）上、從非物質消費的意識文化上，促動內需和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