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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國際沒有大公(作者:饒磊/實習記者)

發布時間:2011-08-21

  托馬斯·弗裏德曼所說的穆迪指的是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該公司與標準普爾(Standard& Poors)、惠譽(Fitch Ratings)並稱為“全球三大國際評級機構”。雖然一直到1975年,這三家公司才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可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但實際上,這三家公司已經在信用評級、分析研究、投資谘詢等金融服務業摸爬滾打多年。穆迪公司的創始人約翰·穆迪,早在1909年就首創對鐵路債券進行信用評級。

  上述三公司在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均設有分支機構,旗下雲集世界頂尖經濟學家及分析師。他們利用其自身的技術優勢和專業經驗,就各經濟主體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大小所發表的專家意見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經濟體的運行狀況。據報告,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已實際壟斷了全球信用評級業,穆迪的評級包括了100 多個主權國家,全球所有參加信用評級銀行中的80%及78%的公司,標準普爾則占有37%的銀行和66%的公司,這三家機構壟斷著世界近90%的評級市場。因此,稱他們為“超級大國”一點都不誇張。

  “為了賺錢cq9电子平台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

    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市場表現卻讓人大跌眼鏡,很少在危機發生之前“未雨綢繆”,卻經常在危急時刻發布降級報告為危機推波助瀾,不少國家和地區深受其害。

  亞洲人對三大評級機構的印象可以追溯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在危機爆發前,國際評級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如果說用數量模型模擬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確實有困難和偏差,但對於泰國高達69.6%中短期外債(這一數值遠超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視而不見就太過離奇了。危機發生後,穆迪在11月28日至12月11日的兩個星期時間內,連續多次下調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的評級,導致韓元兌美元匯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業不斷倒閉,為危機起到推波助瀾的負麵作用。

  最近愈演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中,三大評級機構同樣呼風喚雨。2009年10月中旬,希臘政府宣布將2009年預算赤字從之前公布的占GDP6%大幅上調到12.7%後,“三大”突然密集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令希臘債務問題迅速上升為債務危機,引發並加劇市場恐慌。而之前,麵對希臘長期“修飾”其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國際評級機構對此“毫無知覺”,一直給予其高評級。今年6月初,穆迪宣布把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B1下調至Caa1,連降三級,使其與古巴的信用評級相當,並繼續將希臘前景展望定為“負麵”。這一信用級別調降令希臘財政蒙受巨大壓力——不僅僅是因為主權信用評級的降低,還因為翻雲覆雨的穆迪可以進一步下調其信用評級。

  不少人認為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為美國政府掌握了國際評級話語權,使美國政府擁有了攫取他國利益的工具。此法其實並不準確,三大評級機構在美國的名聲也並不大好。1992 年,加州保險司長控訴標普及穆迪先前給予倒閉的 Executive Life 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影響最大的可能還是2001 年安然等一連串大公司出現財務欺詐醜聞,評級機構同樣未能發出預警。

  而在美國次級債務危機中,三大評級機構同樣劣跡斑斑。據報道,早在 2006 年初,標準普爾等就通過研究證實,次級債購房者的違約率要比正常的抵押貸款高出 43 %以上,這與多年來評級機構所認定的兩者風險相同的假設相去甚遠,意味著大規模的危機隨時可能發生。但隨後這些評級機構並沒有馬上調低此類證券的評級,或者呼籲市場投資者關注其風險,而是等到一年多以後才突然大範圍調低評級。評級機構對相關次級債產品不負責任的評級,是次級債危機大爆發的一大誘因。

  無怪乎其公司高管會在會議裏麵爆出:“為了賺錢cq9电子平台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

  而在近期,“三大”與美國關係似乎越來越差。繼標準普爾4月中旬宣布下調美國的評級展望之後,穆迪公司近期也宣布,鑒於美國白宮和國會在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的僵局,該機構可能考慮下調美國的3A主權債信評級。該消息拖累美國和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農行高級經濟師何誌成認為此舉是“捅破美國政治這一最大的馬蜂窩,不僅是挑釁,更是對美元的當頭棒喝。”  

  夾縫中的中國評級機構

  國際評級機構在國內的攻城掠池不僅僅讓中國政府和企業在信用評級上受其牽製,還涉及到金融定價權乃至整個國家的金融經濟安全。

  2003年底正值我國銀行業謀求海外上市之際,標普對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和外匯儲備穩定增加的事實視而不見,宣布維持其 10年來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 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限,並將 13家商業銀行信用級別評為“垃圾等級”。這意味著中國企業海外上市遭受高昂的融資成本和沉重的財務壓力。正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巡視員、《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組長吳紅介紹所說,長期以來,美國評級機構有意壓低中國的信用評級,增加中國的海外融資成本。

  一方麵是國際評級機構的打壓,而另一方麵,本土的評級機構的生態環境很不理想。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推動短期融資券市場建設,形成了中誠信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上海遠東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和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5家具有全國性債券市場評級資質的評級機構。自2006年起,美國評級機構開始了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全麵滲控。2006年, 穆迪收購中誠信 49 %股權並接管了經營權,同時約定 7年後持股 51 % ,實現絕對控股。同年,新華財經 (美國控製)公司收購上海遠東 62 %的股權,實現了對該機構的直接控製。2007年,惠譽收購了聯合資信49%的股權並接管經營權;標準普爾也與上海新世紀開始了戰略合作,雙方亦在商談合資事宜。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公司也都曾與大公洽談合資,提出對大公控股或控製經營權,但都遭到拒絕。

  這樣,目前我國僅剩大公始終堅持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在已被美國收購的評級機構中,中誠信、聯合在全國各省均設有分公司,他們可以從事國內的所有評級業務,市場份額合計超過 2 /3以上。借助各分支機構,美國評級機構可迅速將觸角伸展到全中國,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而中國卻沒有一家評級機構能進入美國評級市場。

  國際評級機構在國內的攻城掠池不僅僅讓中國政府和企業在信用評級上受其牽製,還涉及到金融定價權乃至整個國家的金融經濟安全。眾所周知,信用評級需要掌握大量的經濟信息及資訊,這為國外機構竊取中國敏感經濟數據和經濟情報大開綠燈,使中國遭受核心商業機密泄露的風險。

  財務專家、賽彌斯信用谘詢公司副總經理蒲小雷認為,現階段,我國需要從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與世界各主要國家一起,依托G20、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平台,積極推進國際社會對信用評級機構監管規則的製定。使得新規則可以更多照顧到我國的利益和關切,逐步打破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對資本市場話語權的壟斷與控製,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同時我國應加快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體係,培養自己的信用評級人才,培育民族信用評級機構。中國特色信用評級體係的建立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照搬美國的模式,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

  先見之明

    大公國際的評級標準不同於三大評級機構,但這並不影響其在市場上的表現。

  大公國際正體現了這一思路,這有助於cq9电子平台打破對三大的迷信。與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信用等級評判的標準不同,大公將創造實際財富的能力和自主償債能力作為重要標準,強調國家的管理能力、經濟實力、金融實力、財政實力和外匯實力等五大要素。基於此,大公對中、俄、印等國信用評級均超過美、英、德國。

  今年一月,標普(S&P)下調日本信用評級時,大公國際早已將日本的債務評級調降至“AA-”。

  去年11月,大公國際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從AA調降至A+。直到今年4月標普將美國債務前景展望調降至“負麵”。

  對此,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大公國際的表現“出奇地具有先見之明”。

(作者:饒磊/實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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