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有害生物通過“暴漲式蔓延”“無敵型殺手”“隱性式攻擊”等方式造成形態各異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其安全威脅的主要特征有高度隱蔽性、無序撒播性、靈活多變性、危害傳遞性。
為此,要從大安全觀與“全域安全”的新視角,重視外來有害生物入侵帶來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不僅要努力搭建國家間、區域間、國際間有害生物信息和技術交流合作的智網化平台,還要為全球非傳統安全維護特別是生物安全共治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餘瀟楓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餘瀟楓教授目前擔任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組織、安全哲學、非傳統安全理論、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管理、中國非傳統安全應對能力建設等。著有《哲學人格》、《人格之境:類倫理學引論》、《比較行政體製》、《國際關係倫理學》、《非傳統安全概論》、《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治理》等。
經濟全球化時代眾多要素的多向流動,加速了世界人民的融合,也加快了生物圈群落成員的遷移。令人吃驚的是,打開國門與世界進行廣泛的交流互動,氣候變暖與生物物候期變化,使得外來物種入侵成為了隨處可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並且給國家與社會帶來某種“生存性焦慮”。《2020中國生態環境狀態公報》顯示,全國已發現660多種外來入侵物種,其中71種對自然生態係統已造成威脅或具有潛在威脅並被列入《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219種已入侵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22年上半年,全國海關共截獲檢疫性有害生物173種,3.1萬種次;境外預檢淘汰不合格動物4.2萬頭,淘汰21.16%;並首次從進境種苗中截獲光滑擬毛刺線蟲、波斯莖線蟲。值得一提的是,異類寵物市場興起,使得許多不可能進行遠距離遷移的生物物種,通過郵寄、攜帶甚至非法入境等方式,離開棲息地,穿越數萬裏,橫跨大洋與洲際大陸,成為異國他鄉的“異寵”,如巴西所羅門蜘蛛歐洲野蠻收獲蟻、亞洲雨林蠍子、非洲發聲蟑螂、劇毒澳洲紅背蜘蛛等,而隨著被盲目放生棄養現象頻頻出現,非法交易也日益增多,引發了眾多新的生物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健康安全與社會安全問題。
一、外來生物入侵的界定與傳入途徑
外來生物入侵是指非本地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以自然或人為方式對本地生態係統、人類健康、物種多樣性造成危害的現象。作為特殊的“海外來客”,外來入侵物種主要指以非本地物種為主的陸地、淡水及海洋脊椎動物、無脊椎動物、植物和病原體。外來生物入侵有自然的或人為的途徑。
一是自然入侵。生物圈中物種的基本生存方式是自然擴散式,即植物會通過根、莖、葉或種子的繁殖以及風力、水流、鳥類等動物攜帶而擴散,動物會通過自身飛行而進行遠距離遷移。物種的自然擴散是大自然的造化,人們難以對空氣流動、水體流動或昆蟲鳥類傳帶加以防範。
二是人為的無意傳入。這是一種主觀上無故意但客觀上通過交通運輸工具及國際旅客被帶入境內的。如源自北美洲的鬆材線蟲,就是1982年由進口設備的木製包裝箱帶進境內的,其繁殖能力極強、食量驚人,可取食危害絕大多數闊葉樹以及灌木、花卉、蔬菜、農作物、雜草等,對園林樹木、經濟林、農田防護林等造成嚴重威脅,幾乎毀滅了香港廣泛分布的馬尾鬆林,現已對安徽黃山、湖南張家界的天然針葉林構成巨大威脅。再如毒麥與正常小麥在形態上難以辨別,隨小麥引種傳入我國,它的危害是通過其毒麥堿,造成誤食的人、畜出現嘔吐、昏迷等症狀。事實上,絕大多數外來入侵微生物是隨著引進的原木、幼樹、苗木、花缽、土壤而無意傳入的;其中76.3%的外來入侵動物是隨著貿易物品或運輸工具傳入我國的。近年來,海關從旅檢、郵件、快件、跨境電商等非貿渠道檢測出有害生物因子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三是人為的善意引入。善意引入是指以觀賞、飼養、提供食品、景觀美化等為目的的引入,包括通過進出口糧食、水果、食用水生動物、飼料等農產品貿易途徑的引入。在我國目前已知的外來有害植物中,超過半數以上的物種是善意傳入的。如加拿大一枝黃花,曾作為菊科植物於1936年被廬山植物園引種栽培,該花顏色鮮亮、形似麥穗,起初被稱為“幸福草”,多用於庭院裝飾植物、花店裏的配花,然而其危害在自然中的潛伏期竟長達半個多世紀,到了21世紀初在我國形成爆發趨勢,在河南、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蘇等十幾個省份都有較大範圍蔓延,人們口中的“幸福草”變成了“蛇蠍美人”“惡之花”。再如引進我國並大量養殖的鱷龜,是為了給消費者提供肉食,但部分鱷龜侵入國內環境後尚無天敵,繁衍加快,屆時就會破壞本地生物多樣性與水域、濕地的生態平衡,甚至還會攻擊人類。
四是人為的惡意侵入。一種是非敵對的惡意侵入,即明知違法而故意為之,如進境動植物產品中使用假證書等,加劇了動植物疫情傳入風險。又如,以瞞報、漏報形式“偷渡”動植物產品的形式,特別是“異寵”入境頻發。另一種是敵對的惡意侵入,即以“非傳統戰爭”方式如通過各種手段實施生化武器與細菌武器的襲擊,或以聯合建立生物實驗室等為名惡意引入本土不存在的外來有害物種等。事實上,外來生物入侵可以被利用為特定的“生物武器”,其特征是“非武力、非軍事、甚至是非殺傷、不流血的”,目的雖非“領土之爭“或“主權之爭”,卻對國家安全產生更大的隱蔽性威脅。更有甚者,敵對的人為惡意入侵是以危害對方全體國民的安全或破壞對方生態係統來擊敗對方為目的,因而“生物入侵”“生物危害”“生物威脅”“生物戰爭”“生物國防”“生物疆域”等概念被相繼提出和受到重視。
二、外來有害生物入侵的非傳統安全威脅
外來有害生物入侵是構成生物領域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要原因,它不僅導致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係統的破壞,還不斷引發新的生物疫情出現,對農業、畜牧業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對人的生命健康與社會穩定形成負麵效應,甚至能夠成為生物恐怖與生物戰的重要方式,其破壞力會導致跨國家、跨區域甚至全球性的災難。
植物類入侵物種的“暴漲式蔓延”。外來植物類入侵物種的生存策略是蔓延快速、繁衍疊加、種群暴漲,在生存競爭中成為“霸王群落”。如被稱為“霸王花”“生態殺手”的加拿大一枝黃花,具有很強的侵占性,不僅在於其具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地下莖,而且還在於其種子小而多,能隨風或通過汽車輪子攜帶進行長距離遷移,落地就能繁殖,一株植株可以形成2萬多粒種子,每株植株跨年就能繁衍成一叢或一片,而且該花耐旱、耐貧瘠,能與灌木和雜草混長並吸取其他植物的養分,既可以在住宅區、廠區、公路鐵路沿線、城鄉荒地存活,又能在水泥地縫隙、石頭縫中堅韌生長。再如源自南美洲的水葫蘆,又名鳳眼蓮,1901年作為觀賞植物傳入中國,後曾作為動物飼料大量推廣,不料其生長迅猛,植株數量在6至18天內可增加一倍,種子在幾天內可以萌發生長,也可以休眠15至20年仍保持活力。目前水葫蘆已在我國許多地區泛濫成災,每年人工打撈清除費用竟達億元。還有號稱“植物殺手”的黃花刺茄、互花米草、紫金澤蘭、薇甘菊等,其治理困難,難以根除。
外來物種的“暴漲式蔓延”勢必威脅本地物種,其後果往往是災害性的。外來物種或是對生態係統的直接破壞,或是通過基因滲透、雜交入侵生物而破壞生物多樣性,或是破壞土壤環境造成本地區植物不能正常生長,或是改變水分均衡與水資源環境,或是影響大氣環境,或是破壞景觀的自然性與完整性,等等,從而對生態係統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
動物類入侵物種的“無敵型殺手”。“無敵型殺手”的直接危害是造成本地物種的滅絕與喪失,如由於外來魚種的引入,我國雲南地區的432種土著魚當中,僅剩三分之一本土魚種,其餘幾乎滅絕。同時,外來有害生物甚至還會危及人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如原產地為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的福壽螺,其繁殖係數大、世代重疊、缺乏天敵,嚴重危害莊稼的正常生長,威脅生物多樣性,傳播人獸共患疾病。源自南美洲的紅火蟻,其拉丁名意指“無敵的螞蟻”,是全球公認的百種最具危險入侵物種之一,目前在我國CQ9电子、江西、四川等地區都有發現,其繁殖能力驚人,一個蟻巢可繁衍十多萬隻紅火蟻。紅火蟻除了破壞生物多樣性,也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被其蜇咬後會有燒灼癢痛感,或出現蕁麻疹或丘疹、水(膿)皰等,叮蜇人畜甚至能導致休克和死亡。除此之外,還有巴西龜、草地貪夜蟲、馬鈴薯甲蟲、鱷雀鱔、蘋果蠹蛾等。
支撐“無敵型殺手”能力的生存策略之一是超級繁殖。如澳大利亞引入家兔後有個別被放生,僅過去30至40年,兔子數量就暴漲到了6億隻,把數萬平方千米的植物啃吃精光,導致其它野生動物麵臨滅絕和“無敵兔災”。再如美國白蛾的繁殖能力超乎一般人想象,一年內就能繁衍三代且能在代際之間產生疊加效應,僅一頭雌蛾一次就可以產卵800—2000粒,平均繁殖後代3000萬頭,最多時還能達到2億頭以上。美國白蛾不僅危害楊樹、柳樹、榆樹、法桐、白蠟、臭椿等多達49科108屬300多種植物,而且除了鬆柏植物外,幾乎能危害其它所有植物。有的外來入侵有害生物還會損害本地自然景觀,對旅遊業產生負麵影響,如椰心葉甲作為危害椰樹的外來生物,2002年首次在海南島被發現,其對三亞的旅遊勝地天涯海角、亞龍灣、南山等著名景區的生態景觀造成極大破壞。
外來微生物入侵的“隱性式攻擊”。微生物的特點在於其“微”,一般肉眼看不到,需要用專門的儀器進行查驗。有的微生物需要用細微鏡放大上百或上千倍才可見,特別是微生物入侵外來物種往往因其隱蔽性強、變異頻率高、潛伏期短、危害性大等特點,對生態環境造成極強的破壞性,使得防範外來微生物入侵成為各國的普遍性難題。微生物入侵外來物種給我國帶來嚴重危害:最早發現於菲律賓的水稻細條病,1955年傳入我國CQ9电子省,隨之向華南及長江流域蔓延,對我國主要稻區的農業生產造成直接威脅。棉花黃萎病和棉花枯萎病於20世紀上半葉通過棉花引種傳入我國,因針對性的防治辦法缺乏,成為我國棉區的主要病害。甘薯黑斑病發現於日本,1937年傳入我國遼寧省,短短43年遍及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不僅造成大規模窖爛和死苗的巨大經濟損失,而且染病的甘薯還會對人畜有毒甚至會引發頭暈乃至死亡。鱒魚傳染性胰腺壞死病毒最早發現於加拿大,後傳入美洲、歐洲和亞洲,此病一度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暴發。該病毒具有廣泛的寄主範圍,除鱒魚外,還能侵染七鰓鰻、圓口綱脊椎動物、硬骨魚類和一些甲殼類動物,對我國野生水生動物生存和水產養殖業的發展構成嚴重威脅。而近年來發生的新冠病毒、禽流感病毒、非洲豬瘟病毒、猴痘病毒更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不僅危害農業生產,更危害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的社會經濟危害。
三、外來有害生物入侵威脅的特征
一是高度隱蔽性。某些威脅主體很難被檢測出來,或某些威脅已經產生危害而難以被人感知,如轉基因生物會造成基因汙染及雜草化問題,但對於這種破壞,人們不可能通過肉眼觀察到,因而不易被感知與發現,使其難以在危害產生之前就得到有效控製。以外來植物為例,其入侵一般有引入、歸化、潛伏、爆發四個階段,前三個階段的隱蔽性較高,有的作為觀賞品或肉食品被引入而不知其危害性;有的在歸化階段能發揮“逃逸”功能而主動融入當地環境以確保自然繁殖與生存;有的在潛伏階段能保持很長時間,從入侵開始就一直不顯現出其破壞性,隻待條件成熟才突然爆發而令世人震驚。
二是無序撒播性。外來有害生物在產生實際危害過程中,其時空的擴展和撒播特征十分明顯,具有不斷增強或複製的持續擴散性與致害力,甚至這種有害影響是可以代際的。如源自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薇甘菊,其具有超強繁殖能力和攀援習性,喜光好濕,嚴重危害甘蔗、香蕉、檸檬、桔子、菠蘿、咖啡、油棕、椰子、可可、茶葉、橡膠等作物的生長,可造成20%—50%的產量損失。再如源自北美洲及熱帶沿海地區的少花蒺藜草,其適應能力強、繁殖迅速、極易傳播擴散,能夠抑製作物生長導致減產,使優良牧草產量降低,使羊群不同程度發生乳腺炎等病症,嚴重時會造成腸胃穿孔而引起死亡。
三是靈活多變性。外來有害生物因其自身發展的靈活多變性而難以被控製與掌握,這就增加了危害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和複雜性,其靈活多變性造成的生物多樣性威脅會有一係列連鎖反應,如一種植物會壓製別的植物生長,受壓製的植物數量減少,相應的昆蟲數量也會減少,接著鳥類因食物減少而數量減少,害蟲增多,莊稼地裏的農作物就會遭殃。
四是危害傳遞性。如源自北美洲的豚草於20世紀30年代傳入我國東北地區,其植株高大粗壯,成群生長,吸肥能力強,並有超強的適應和繁殖能力,不僅會引發“枯草熱”,致使土壤幹旱貧瘠,嚴重影響小麥、玉米、大豆、麻類、高梁等作物生長,傳播甘藍菌核病、向日葵葉斑病和大豆害蟲等病蟲害,而且每到豚草開花散粉季節,體質過敏者便出現哮喘、打噴嚏、流清鼻涕等症狀,體質弱者甚至會引起其他並發症而死亡。
四、外來有害生物入侵的非傳統安全風險上升
外來有害生物種類繁多、危害頻現、影響難以評估,但普遍對生物多樣性、生態係統、農業畜牧業、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等造成嚴重威脅。一是危害生態環境,破壞本地生物多樣性,影響生物群落的結構穩定性及遺傳多樣性,加速生態群落失衡而引發退化,甚至造成難以估值的動植物滅絕等。二是危害糧食安全。以沙漠蝗為例,一平方公裏麵積的蝗蟲群一天可以吃掉3.5萬人的糧食,而沙漠蝗一天可以隨風飛行150公裏,控製不當會大麵積擴散蔓延。一旦傳入,會對糧食安全帶來巨大危害。三是危害經濟安全,導致作物欠收和農業生產力下降,防治外來有害生物的費用大幅增加,因采取多樣的技術性貿易措施使通關速度減慢,對基礎設施、本地漁業、旅遊業和戶外休閑產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造成經濟損失。四是危害國民安全和社會安全,如傳入中國的豚草,其花粉所導致的“枯草熱”會對人體造成極大的危害;1997年中國台灣暴發了豬口蹄疫,影響了豬的飼養、豬肉銷售等相關行業,導致70萬人失業。五是與傳統安全交織而危害國家安全,比如外來有害生物既可以成為實施生態侵略的重要生物武器,也可以作為生物恐怖襲擊的手段而危害社會安全,甚至還可以作為“隱性殺手”長時間潛伏而造成代際性的生態危害。
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排序中,生物安全威脅越來越具有排序的優先性,特別是外來入侵物種的威脅性排序日益靠前,甚至被有的國家置於氣候變化威脅之上。有專家認為,外來入侵物種可以構成“自我複製的汙染”,比一般性的汙染和土地退化等威脅要嚴重得多,如果重視不夠或治理不力,則危害會不斷加劇,甚至會對人類代際生存環境產生影響。
外來有害生物入侵導致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不確定性、不單一性、不易控性等特征。2016年起,我國已是繼美國、日本之後全球第三大寵物消費市場,但“異寵”在屬性上不是“伴侶動物”而是未經人類馴化的野生動物,引入後既有很大風險,還可能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因此,要從大安全觀與“全域安全”的新視角,重視外來有害生物入侵帶來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不僅要努力搭建國家間、區域間、國際間有害生物信息和技術交流合作的智網化平台,還要為全球非傳統安全維護特別是生物安全共治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