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特約記者 董豔軍
商業賄賂是指經營者以排斥競爭對手為目的，為爭取交易機會，暗中給予交易對方有關人員和能夠影響交易的其他相關人員以財物或其他好處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賄賂的一種形式。
新“賄賂門”的主角
今年，層出不窮的跨國公司“賄賂門”主角又換了一個，戴姆勒公司成為了這個恥辱榜單上的新成員。3月24日，美國司法部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關於德國汽車商戴姆勒向中國公司行賄的材料。報告稱，中石化和中石油是涉嫌收受賄賂的中國公司。
報告詳細揭露了戴姆勒中國公司為中石油旗下公司某領導的孩子解決赴德學習的簽證，並將其安插在戴姆勒總部實習。戴姆勒中國公司支付共計417.4萬歐元作為龐大的一筆回扣。通過這些回扣，戴姆勒在中國市場贏得了1.12億歐元的生意。
包含中國在內，報告還指出戴姆勒在近十年裏曾向克羅地亞、埃及、希臘、匈牙利、印度尼西亞、伊拉克、科特迪瓦、拉脫維亞、尼日利亞、俄羅斯、塞爾維亞和黑山、泰國、土耳其、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越南等至少22國政府行賄數億美元。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禁止在美國證交所上市的跨國公司賄賂外國官員。戴姆勒在1993年起，就已經在美國上市，而且戴姆勒是通過美國公司向中國官員行賄，所以美國司法部有權管理。根據美國“海外貪汙行為法案”（FCPA法案）規定，“國有企業”的官員一樣被認定為是“政府”官員，而戴姆勒及其子公司行賄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均為中國國有企業，符合FCPA法案的法理範圍。
戴姆勒宣布，如果案件能夠得到和解，該公司願意支付1.85億美元的罰款。其中支付美國司法部9360萬美元，剩下的則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戴姆勒設在德國和俄羅斯的子公司已經俯首認罪，總公司和中國分部則免於起訴。
經年不息的“墮落”
跨國公司的“墮落”早已不是电子游戏cq9了。2009年8月，美國司法部披露，美國控製組件公司(以下簡稱CCI)從2003年到2007年在三十多個國家行賄約236次，由此獲利約4650萬美元。CCI相關人員在給這些受賄人支付款項時，采取了現金、銀行轉賬、回扣、學費、旅遊等多種方式。大多數的行賄手段是回扣，並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進行。行賄名單中涉及多家中國大型央企。作為一家從事調節閥設計及生產的跨國公司，CCI為電力行業、核工業、石化天然氣行業等提供產品。在中國市場，該公司的市場份額超過70%。
2006年11月，因涉嫌賄取海外電信合同，德國司法部對西門子進行了突擊搜查，涉及超過10億歐元的全球最大金額的商業行賄醜聞隨即爆發。隨著調查的深入，發現所牽涉的部門越來越多，從當初的通信擴展到電力、醫療技術等多個部門。西門子在德國、意大利、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多國的公司都卷入醜聞的漩渦中。西門子在過去數十年裏，先後通過設立境外秘密賬戶從事交易，換取各國多項工程訂單，涉及旗下通信、醫療、電力、火車製造等多個部門。醜聞曝光後，西門子核心高層陸續受牽連，包括西門子當時的監事會主席馮必樂及首席執行官柯菲德相繼主動辭職，更有一高管被拘捕並認罪。
根據美國司法部於2005年5月20日提供的報告，全球最大的診斷設備生產企業DPC在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診斷產品有限公司從1991年到2002年期間，向中國國有醫院醫生行賄162.3萬美元的現金，誘使這些醫院購買其產品，結果賺取了200萬美元。這家美資企業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違反本國《反海外腐敗法》為由，處以479萬美元的巨額罰金，同時也嚴厲處罰所有當事人。
2007年12月，美國證監會發布了一份法庭和解文件，該文件顯示了朗訊賄賂門的細節。從2000年到2003年，朗訊邀請約1000名中國國有電信公司官員赴美國或其他地方旅行，為此花費超過1000萬美元。許多旅行中，中國企業官員們在美國隻花很少甚至不花時間去參觀朗訊工廠，相反，他們在各個旅遊點如夏威夷、拉斯維加斯、大峽穀、尼亞加拉大瀑布、迪斯尼世界、環球影城和紐約遊玩。朗訊為約315宗此類旅行承擔費用，超過160起旅行被計入朗訊的“工廠參觀項”，盡管客戶在旅行過程中根本沒有參觀哪怕是一間朗訊工廠。
中國=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的樂土？
事實上，商業賄賂在全世界並不罕見。為了在商場上占據一席之地，采取不法手段的事例比比皆是。但是在近年來，歐美等發達國家國內的企業賄賂正在呈現減少的趨勢，而商業賄賂的主戰場正向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為何中國會成為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的樂土呢？
首先是巨額利潤的誘惑。中國市場的巨大利潤是跨國公司墮落的誘因。以電信業為例，中國電信市場占全球電信市場的10%到15%，其他行業也擁有廣闊的市場，對於像朗訊這樣的企業來說，中國是它所不願放棄的市場。而中國市場中特殊的企業結構，即幾大國有巨頭壟斷了通信終端供應市場，則給予了如朗訊這樣的跨國公司以可乘之機。
“潛規則”。中國強調人際關係，在經濟交往中非常重視關係網。跨國公司為了應對中國市場的競爭，在其本土化戰略的實施中不斷地適應中國的商業土壤，由此而深諳關係縱橫之道。由於本土文化的強大與根深蒂固，新的西方商業規則並不能在短期內取得市場話語權，盛行於中國商業領域的依然是舊習俗或者惡俗：經常是人脈關係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請客送禮左右著競爭者的命運。而麵對這樣的商業生態，善於經營市場的跨國公司難免不能不“入鄉隨俗”。據美國商業局的一項研究指出，從1995到1996年間，美國企業因為沒有采取賄賂行為而損失了超過100個國外合同，價值約450億美元，它們會被其他國家從事賄賂的企業搶走。為了避免遺憾在自己身上再現，跨國公司們拋棄原有的道德操守就成了家常便飯。
國內監管不到位以及反商業賄賂的法規不完善，為跨國公司進行商業賄賂提供了可乘之機。一方麵，我國相關立法存在缺陷。國內現行的相關法律雖然對一些具體的商業賄賂行為作了規定，但分散而非專門詳細的界定、受賄主體的範圍局限，以及缺乏海外反腐敗的相關規定等方麵的缺陷，使得這些法律仍然代替不了專門的反商業賄賂法。另一方麵，相關部門監督不嚴，更使得這個腐敗領域成為“真空”狀態。加之跨國公司隱蔽的行賄方式給司法機關追蹤增加了重重困難。
國外的啟示
商業賄賂是有經濟成本的，不僅僅隻是製造了幾個貪官，而是將對中國苦心經營的市場給予沉重的打擊。跨國公司在進行商業賄賂之後，其競爭對手的競爭力將大幅縮水，最終將對市場構成很大程度的擾亂。在我國，跨國公司的競爭對手主要是我國的民族企業。跨國公司通過不正當的競爭手段，以賄賂手段在我國獲得更多的便利和優惠，這樣會對民族企業的發展形成巨大的打壓，即使民族企業在產品有競爭力的情況下，也會被擠出市場。通過商業賄賂，資源不合理地流向了跨國公司，極有可能導致我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逐步喪失。
完善的法律是國外打擊商業賄賂的利器。在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外，還有《德國刑法典》和《反腐敗法》等。德國對特殊行業可能發生的商業賄賂作了專門規定，比如為了規避醫藥公司向醫生行賄，德國醫學科學專業協會、聯邦藥物生產商協會等12個相關協會製定了《企業同醫療機構合作的刑事評估要點》。醫生一旦被發觀收受賄賂，就會被開除。在美國，1890年就頒布了《反壟斷法》，1977年通過了《反海外腐敗法》。1977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通過了《打擊賄賂國際商務活動中外國官員行為公約》。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修訂了《反海外腐敗法》。在日本，行賄受賄罪是嚴打的對象。1976年2月6日，“日本洛克希德賄賂案”敗露，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在1972年訪美期間，曾利用職權接受了洛克希德公司5億日元的賄賂，作為交換條件，日本購進了該公司一大批飛機。田中角榮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追繳罰金5億日元。此案當年即震驚了日、美兩國朝野內外，審判從1977年開庭到1983年宣判曆時六年。
多樣的監督是抑製商業賄賂所必須的做法。在德國，接受多層監督是他們公務員製度的最大特點。德國的審計機構分聯邦、州和市三級，審計工作可以隨時進行。在瑞典，1809年就設立了議會監察專員，首創了專門的監察官製度。瑞典的監察官可以在不受外界幹擾的情況下依照法律獨立行動。瑞典除了常規的檢察機關、法院等司法機構外，還專門成立了國家反腐敗辦和經濟犯罪署。在美國，賄賂行為大都遭到無情曝光，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家美國農場向克林頓政府農業部的一位部長級官員的女兒提供了上學的“獎學金”，並邀請該官員遊玩。這件事情被曝光後，該官員不得不引咎辭職。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處於一個初級的階段，各項製度發展並不完善。從信息的角度來看，商業賄賂導致了競爭者之間的信息不平衡，最終也會導致結果的不公平。一個不公平的市場不是你我所願意看到的。
